八十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关系。它导致了工人与管理者的普遍对立，因为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是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现在都不得不屈从于不受制约而且经常是专横跋扈的企业管理者。市场改革也使工人（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人）与国家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国家职工在旧体制下拥有的种种权利已在改革中丧失殆尽。劳工权利广泛受侵犯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严重弊端，[1]由此而引起了经常性的工人抗议活动。

　　面对日趋紧张劳资关系，中国的工会在扮演什么角色呢？它们能够代表和保护工人的利益吗？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为了寻找这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关注的焦点首先应该放在国家与工会的关系上而不是工会与管理者的关系上。毫无疑问，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的主要对立面是资本和管理者。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工人利益，它有多大权力和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抗衡管理者，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国家而不是管理者，因为国家才是劳资关系游戏规则的制定者，[2]决定工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因此，不论是判断工会与管理者的权力关系，还是理解工会在中国劳资冲突中的作用，国家与工会的关系，都是我们当前考察的焦点。

　　在中国，国家与工会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对此目前存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观点。大多数的人持批评态度，认为工会是国家的一个的工具，她首先要服从的是国家的目标，而不是工人的利益。[3]工会既不能反对那些不利于工人的国家政策，也不能动员工人反对管理者滥用权力，因为这些作法可能会干扰生产秩序，造成外国投资者的恐慌，甚至于影响社会稳定，因而违反国家利益。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工会正经历着某些变化，尤其是地方工会。

　　这种观点认为，工会对国家的已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努力代表工人的利益。[4]两种不同的观点的主要区别是它们对工会采用不同的定位方法，前者强调工会的国家属性，后者关注工会的社团性质。前者强调工会是国家的一部分，后者认为工会正在朝一个真正的社会组织的方向发展。

　　经验材料比这两种观点所描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大约在二十年前，学者们就开始用“古典二元论”来描述共产主义国家的工会，[5]这种观点认为，在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工会扮演着双重的功能，既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又要代表工人的利益。[6]在我们分析工会目前在中国政治中的实际地位时，这种二元论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以这一“二元论”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工会看成是具有双重身份的组织，它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既是国家的工具，又是工人组织，这种制度上的双重身份，是解释工会行为的关键。以前对共产主义国家工会的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内在矛盾。但是，这些研究不可能预料到，由于市场经济改革，两种身份已产生了直接和尖锐的冲突。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会很少遇到双重身份严重冲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会应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为“家长主义”的国家所吸纳，即工人的利益由国家来保障，工会似乎显得是多余的。然而，市场经济改革改变了国家与工人的关系。国家不再扮演社会主义大家长的角色，并且开始为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而牺牲工人的利益。当国家事实上不再代表和保护工人时，工会双重身份的矛盾和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明显了。

　　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具有国家和工人组织双重身份的机构，工会在什么情况下发挥代表工人的功能？促使它们这么做的因素是什么？或者说，中国的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而不是“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中国的工会象一个真正的工会？在什么情况下工会象一个政府部门那样在行动？为什么？工会如何交替扮演这两种角色并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本文认为，工会在具体的和特定的劳动争议中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它们的两种制度性身份是否冲突，以及这种冲突的程度。这里可能会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现实需要工会扮演的角色与制度允许它们扮演角色无冲突，而且基本一致，因此工会有较大的制度空间去代表工人利益。工会在法律程序内为工人争取权益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两种制度身份有明显冲突，这种冲突迫使工会站在国家一边，从而限制了工会作为工人代表发挥作用的空间。但这不排除有些工会仍然有可能利用它们的两种制度性身份，周旋于政府和工人之间，为工人争取一些有限的利益。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工人采取自发的集体行动的时候。在第三种情况下，工会只能或必须扮演国家工具的角色，别无他择。譬如，当工人要求成立自己的组织时，工会会决不妥协的站在国家一边。因此，工会对劳动争议和劳工抗议的三种反应模式可概括为：代表、调解和阻止。

　　本文将首先分析一下造成工会两种身份冲突的制度性因素，然后通过考察上述三种情况（即法律纠纷，集体行为，独立组织），来看工会的双重身份是如何发生冲突，为什么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模式。最后，文章讨论一下工会两种身份间的冲突对中国劳工政治的影响。

　　持续与变迁：国家法团主义与国家-劳工关系

　　在考察中国的国家与工会的关系的过程中，人们经常采用国家法团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指一种制度安排的框架，在这种框架中，“法团”是作为国家的一种辅助性、依附性机构建立并维持的。[7]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单方面确定它与其它社会团体交往的内容和条件。[8]社会中的所谓“代表性组织”首先要服务于国家目标，同时，这类组织也有预防性功能，国家用它抢先占据相应的制度空间，阻止自发的代表阶级和社会利益的组织的出现。[9]中国的工会就是这样一种国家法团主义的工具，国家利用它来实现对产业工人的控制。

　　在形式上，这种国家社团主义制度下的工会具有两种功能：一是执行国家的工业政策，二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但是，在实践中，国家法团主义并不重视工会代表和维护工人利益的功能。

　　因为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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